永贞革新失败之后，刘禹锡贬往朗州（今湖南省常德市），“元和甲午岁”，即唐宪宗元和九年（814），这一年的十二月，“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，悉召至京师”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九）。这首诗是刘禹锡奉召返京，宿于长安近郊的驿站中写的。“续来诸君子”，指当时“八司马”中仍在贬所这次被召还的柳宗元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。

“雷雨江山起卧龙”，“雷雨”，比喻召回朝廷的诏书。本来唐宪宗在元和元年曾经下诏：“左降官韦执谊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晔、凌准、程异等人，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”（《旧唐书·宪宗纪上》）。这就等于说永远处放，所以这一次接到召回朝廷的诏书，诗人感到简直是一陈天外飞来的“雷雨”，它来的那么突然，而又那么势不可挡，使得这些多年蛰居于江湖的“卧龙”都腾跃而起。人称隐居于隆中的诸葛亮为“卧龙”，诗人用“卧龙”一词比喻他们这些被召回的伙伴，是值得玩味的。刘禹锡虽然贬居朗州，但是“蹈道之心一，而俟时之志坚”（《何卜赋》），总是期待着“故态复还，宝心再起”（《砥石赋》）。就当时的时局来看，元和九年七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，其子吴元济匿丧，自领军务，蓄谋叛乱。多事之秋，正是任贤之时，所以柳宗元在归途中是那样兴奋，那样急于为国效力，他说：“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”（《泪罗遇风》）。同时，元和九年十月，专事逢迎以取悦于上的宰相李吉甫死了，韦贯之拜相，韦贯之是一个“抑浮华，先行实”的人物，所谓“执政怜其才”，也就是指象韦贯之一类的朝官，怜爱刘禹锡等人的匡时济世之才，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的原因，刘禹锡才能写出“雷雨江山起卧龙”这样有气势、有信心的诗句。

汉置武陵郡，隋罢郡改为朗州，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，故谦称“武陵樵客”；蹑，追随；仙踪，仙郎的踪迹，唐时尚书省官署被看作是仙人居住的地方，尚书省诸曹郎官称为仙郎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续来诸君子”将要在朝廷任职，我这个来自武陵之地的樵夫也要追随于诸位之后。诗的第二句就其内容看是承上句而来，然而“武陵樵客”引出了“十年楚水枫林下”，而“蹑仙踪”又为“今夜初闻长乐钟”伏笔，针线细密，结构严谨。刘禹锡从永贞元年（805）被贬，到这次奉诏返京，行至长安近郊已是元和十年（815），正好是整整十个年头了；武陵古属楚国，地多江湖、枫林；西汉长乐宫中有钟室，这里的“长乐钟”，代指唐代宫中的钟声；“初闻”二字值得注意，“初闻”，不是说刘禹锡生平第一次听到这钟声，应该联系第三句来理解，意思是说自己度过了“十年楚水枫林下”的放逐生涯之后，今夜又开始听到长安宫中的钟声。这钟声是那么熟悉，却又是那么新鲜，那么生疏，它会在诗人的心中引起什么反响呢？诗人没有讲，有人说“以复闻长乐钟声为幸耳”（唐汝询《唐诗解》）；有人则以为这一句“是最伤心之处”（徐增《而庵说唐诗》），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，也都不免失之偏颇，实际上恐怕很难用一个幸字，或者是一个伤字来概括。这钟声是可以使他产生“疑比庄周梦，情同苏武归”（柳宗元《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》）的喜悦；也可以唤起他对“昔年意气结群英，几度朝回一字行”的快意生活的回忆；“若为多情寻往事，人间何处不伤神”，这钟声也会使他重新咀嚼“十年憔悴武陵溪，鹤病深林玉在泥”（窦巩《送刘禹锡》）的痛苦；这钟声也会触动他对那些同遭贬逐而今已经逝去的朋友的悼念；当然长安就在身边，朝廷就在眼前，这钟声还会在他的心中泛起希望的绿波，……“今夜初闻长乐钟”，既非景语，亦非情语，它言浅语直，寓情于事，只此轻轻一笔，则千种心事，万般滋味，尽在其中。所谓“诗至入妙，有言下未尝毕露，其情则已跃然者”，评比甚当。